《中國電力報》：在您看來，什么是“能源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變革”？與其他國家比較，有什么不同？對于能源結構，您認為最主要的變革關鍵點是什么？

　　斯蒂凡·辛格：德國有項名為“Energiewende”（能源轉變）的政策，其主要任務是加強可再生能源電廠建設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歐盟委員會的戰略規劃提出，到2050年將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80%到95%，實現向低碳經濟轉型。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也是為了力爭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上升值控制在2℃。

　　《中國電力報》：推進能源變革的關鍵環節是什么？您認為應該規劃怎樣的能源變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斯蒂凡·辛格：在我看來，中國能源變革的藍圖可以效仿德國的一些觀點和做法，當然這首先是要根據各國國情政策來制定。

　　從能源消費方面來看，能源存儲的峰值和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電量不能被充分地使用，就不應該在最初被生產出來。從能源生產方面來看，能源行業應該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成為當其他行業（例如農業）無法降低他們溫室氣體排放量時，用來調整二氧化碳的“調色盤”。在我看來，對于制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比例以及在未來的幾十年里的路標這些具有約束力的目標，應當成為改變能源系統政策的一部分。當然，這樣的改變應該跟隨整個行業的情況——確保不同的步驟（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以及電網的擴大）有序地進行。

　　《中國電力報》：隨著全球能源結構的變革，您認為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這樣的變革又將對中國能源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和啟發？

　　斯蒂凡·辛格：能源變革必須是發生在全球水平基礎上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近期發布的《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在一開始就指出，只有全球能源系統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才能對“全球氣溫上升值控制在2℃”這一目標有所幫助。然而，為了這場變革，一個雄心壯志的氣候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這過程中，新興經濟市場由于目前碳排放水平的制約以及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高期待，使得它在未來對碳排放標準具有重大的影響力。無論是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還是新興經濟體系，為了這場變革，都必須要立即行動起來。世界各國必須要克服他們的優柔寡斷，共同努力，并且制定一個明確的約束性氣候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