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場景就如當前，政策上很難有很大的突破，或者新領導能夠表達一些長遠的意愿，但實質性推進仍面臨較大的困難。
　　短期政策仍難以擺脫增長速度的糾結；中央宏觀當局與經濟諸侯（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的博弈更趨激烈；經濟出清過程受到經濟諸侯的干預而進展不順利，宏觀政策時常要進行一些妥協性的調整。
　　如果是這種場景，企業盈利會經歷一個緩慢下行過程后最后來一個“硬著陸”，之后長期萎靡在底部，難以有效反彈。
　　目前工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顯示，銷售增長顯著高于盈利（銷售還有十個百分點的增長而盈利早已轉負），企業處于不講回報的階段。
　　財務上反映為庫存堆積、應收賬款上升、現金流變差。這是典型的政府“援助”之手在延緩經濟自然“出清”（通過一些稅收減免和優惠資金補貼要求企業不“關廠”）。
　　如此，股票市場不但難以出現趨勢性機會，相反還會累積更大的系統性風險。這可能是投資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場景。
　　由于股票的基本面，無論宏觀還是企業盈利，中期都難言數據上的明確拐點。股票反彈只能靠預期（風險偏好）推動，故此不確定性很大，持續的時間和幅度都存在疑問。
　　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始終處于與經濟諸侯的擴張沖動博弈之中，那么資金面很難回到相對寬松的狀態，固定收益市場也只能處于糾結狀態。支持債市的中長期因素（經濟正處于典型的總需求收縮周期之中）沒有變化。
　　但債市的短線的風險來自：對于增長速度的政治要求。如果對增長速度逐步淡化，新政府政策轉向節制資本和節制諸侯經濟，債市才能走出調整的格局。
　　因為如果政府經濟活動的融資需求受抑制，供給的壓力會下降；同時，隨著銀行信貸減速，資金面將重新變得相對寬松，貨幣市場名義利率才會擺脫糾結，繼續下行。
　　無論是政策主觀意愿發生改變，還是政策的約束條件發生了變化，經濟自身的邏輯在制約著政策出臺的類型、時間和力度。
　　若從客觀角度評判，場景一出現的概率在10%以下；場景二的概率大致有40%；場景三的概率在50%。更積極一些的預測，未來2-3年內政策處于第二種場景與第三種場景之間的某種狀態的可能性或偏大一些。開始的時候場景三的可能性較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場景二的可能性將增加。
　　中國經濟底部或將是一個時間區間
　　從純經濟因素本身看，中國經濟運行形勢的判斷相對比較簡單和明確。
　　一直持相對樂觀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4季度可望觸底回升（當然他們中間大部分都在修正過過去過于樂觀的預測，或是調低了對2013年經濟增速的預測高度。
　　或是將經濟反彈的時點不斷延后），能呈現出一個小復蘇狀態，即能持續數個季度增速遞增。如果這個預測可靠的話，目前應是增配股票頭寸的時間窗口，特別是金融類和早周期類股票。
　　但如果未來經濟運行呈現“L型”底部呢？
　　自2011年2季度經濟明確下行以來，期間始終未見有明顯反彈，此形態已經不在正常的需求面條件下存貨周期的預測范圍以內了。
　　需求面若在正常情況下，由于企業存貨周期，經濟因此（去庫存和補庫存）而發生短期波動。
　　但如果經濟的宏觀杠桿率大幅偏離均衡，那么這種經濟的調整就會演變成一種長時間的去杠桿過程（因為對于去完庫存之后的企業來說，此時首要的不是補庫存，而是去產能和降低債務）。
　　特別是當資產價格泡沫進入破裂狀態時，“債務緊縮需求”和資產負債表衰退往往會持續很長時間，過去三十年中，發達經濟體多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中國經濟波動有可能已從庫存增減、終端需求多寡等短期層面上升到高杠桿、資源錯配等長期層面。由于產業結構固化，短線要保住一定的經濟增速，只能以基建、地產為主而形成錯配產能的訂單，而且需要比以前更大規模的劑量。
　　這種情況無疑是在經濟分析中不可想象。所以未來數個季度的宏觀經濟數據的觸底持續反彈的力度有限。
　　微觀層面改善顯然比宏觀數據要困難得多。根據IMF報告，中國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只有60%。而企業利潤率決定于產能利用率，一般來講，產能開工率只有接近閥值（90%），企業才有足夠的能力提價，利潤率才能回升。
　　在當前的情況下，這需要政府在基建和投資鏈條上下多大規模的訂單，這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允許效率低下的企業“關廠”，可能是解決當前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的惟一途徑。
　　今天中國或正在發生的是“債務緊縮需求”（某種程度的資產負債表式的衰退），以目前的杠桿水平，中國經濟的四部門幾乎都不存在擴張的可能。
　　政府部門：2010年中國可以統計的政府債務總額就約為28萬億，占GDP的70%。而這其中尚未計入高校債務、城投債、政府性實體的信托融資、以隱性養老金債務為主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
　　企業部門：中國的企業部門債務于2010年達到105.4%，這在OECD國家中屬于最高一檔。如果考慮到企業之間盤根錯節的債務鏈，即企業之間的應收賬款（今年前7個月，中國工業企業的應收賬款已達到7.83萬億元），以及廣泛存在聯保、互保所形成或有負債，整個部門的杠桿將變得更加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