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于技術的認識水平，大致相當于進化論出現之前的生物學。當時的生物學家確實對動物家族之間的關系了如指掌，但他們不了解進化論，他們不知道，所有這些動物，都是從哪里起源的。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能如數家珍一般詳細討論某一種具體的技術對人類社會各個方面帶來的深遠影響，但他們說不清楚技術的來源和進化。對技術最為熟悉的工程師們則對這一問題毫不感興趣。

　　有一次，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問著名的技術專家沃爾特·文森蒂，為什么那么多絕頂的工程師，沒有一個人嘗試過建立一個關于技術的基礎理論。文森蒂毫不遲疑地回答：“工程師們只喜歡那些他們能解決的問題。”

　　布萊恩·阿瑟決定自己動手，探索一個關于技術的基礎理論。在《技術的本質》一書中，阿瑟聲稱，技術像生物一樣，也是有基因、能突變，不斷進化的。所有的技術，都脫胎于之前的技術，就像所有現存的生物，都能追根溯源地找到原始的祖先一樣。

　　阿瑟試圖找到各種千差萬別的技術內在的一致性。如果我們“解剖”技術，就會發現所有的技術都是一種組合。無論多么復雜的技術，都可以拆成若干模塊，模塊中又有零部件，這樣不斷地深挖下去，就會發現，復雜精妙的技術最終都是平凡的零部件的組合。

　　為什么技術要采取模塊化的方式呢？

　　赫伯特·西蒙曾經講過一個關于制表匠的寓言。假設每只手表都有1000個零件，第一個制表匠一個零件一個零件地安裝，如果他出了一個小錯，或是工作被打斷，就得從頭再來；第二個制表匠則把手表分為10個模塊，每個模塊中又有10個小模塊，每個小模塊中有10個零部件，那么，即使他裝錯了，或是工作被打斷，損失的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模塊化的技術更適合進一步的創新：我們可以嘗試把一個模塊更新，或是對不同的模塊進行新的組合。

　　阿瑟提出，技術乃是對“現象”的捕捉。這聽起來頗為異端，技術不是受科學的指導，是科學的應用版嗎？

　　其實，科學和技術盡管聯系緊密，但二者并非一體。直到20世紀初期以前，大部分技術發明都不需要科學的幫助。原始人看到剝落的燧石中，有尖銳的石片，可以方便地切割動物的肉和皮毛，就發明了石刀、石斧。熱衷于煉金術和煉丹術的人們反復嘗試，居然誤打誤撞地發現了很多化學技術。直到近期，技術發明才不得不大量從科學那里“借貸”，比如屬于量子效應的核磁共振、隧道效應或受激效應，都是從科學理論中搬過來的。

　　即使是這些更加精密的技術，其本質也是對某種“現象”的捕捉和編碼。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不同，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應用。看到物體的擺動，他們意識到可以利用這一“現象”做出時鐘；了解到多普勒效應，他們會聯系到可以利用這一“現象”測汽車超速。隨著大量的“現象”被捕捉和編碼，工程師們的工具箱里就更加琳瑯滿目。工程師們的工具箱里裝滿了他們已經學會的各種技術，這些技術構成了工程師們的“域”，也就是他們的活動范圍。

　　大部分技術工作都是“日常標準工程”，即按照已經有的技術模版，不斷“復制”出解決各種問題的新版本。無非是照章辦事、比葫蘆畫瓢而已，最多是在應用于不同問題的時候，會有些小小的改動。但是，不要小看這些微小的變革，積少成多，這些不起眼的創新最后能導致巨大的變化。正如牛頓爵士所說的，頓悟來自于“連續不斷的思考”。

　　當然，這不是否認重大的技術突破，但是，如果你仔細去觀察，重大的技術突破并非來自天才觀點的橫空出世。大部分技術的重大突破來自于對已有技術的重新組合，或是從其它的“域”里尋找新的工具。技術創新中應用的原理大多來自于已有的其它設備、方法，其它領域的理論，發明的核心就是“挪用”，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借鑒。

　　正如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就是新的組合。創新就是“混搭”，是把看起來沒有聯系的事物聯系起來，以一種出其不意的組合重新展示給人們。所有的素材其實都在你的手邊，而創新就是大膽地跨界、大膽地模仿：從來就沒有什么新技術，也不靠專家院士。

　　當技術大潮到來的時候，不是經濟適應技術，而是經濟“遭遇”了技術。新一輪技術浪潮會讓原有的生產模式土崩瓦解，社會組織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蒸汽機的出現改變了原有的紡織業，農戶不再在家織作，而是到工廠里做工，成了工人。互聯網時代又可能會再次顛覆工業革命以來的企業組織、用工制度，甚至教育體制。

　　技術永遠都不完美，永遠都在重構。技術是雜交的，不是純種的；技術是峰回路轉，不是金光大道；技術是隨和遷就的，不是特立獨行的；技術是有趣的，也是無聊的；技術既是殘缺不全的，又是雷同冗雜的；技術吵吵鬧鬧，熙熙攘攘，凌亂無章，無視一切。

　　技術是一個復雜體系，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技術不是古板、冰冷的機械，而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你側耳傾聽，才能聽到它的婉轉輕啼。